当前位置:主页 > 公共行政管理 >

广州公车制度改革研究【免费】

更新时间:2019-07-11
阅享价格50元 资料包括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QQ在线咨询
文档格式:doc/docx 全文字数:10000 温馨提示
以下仅列出文章摘要、提纲简介,如需获取全文阅读权限,或原创定制、长期合作,请随时联系。
微信QQ:312050216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扫一扫 扫一扫
广州公车制度改革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广州公车制度改革的研究分析,来探讨当前广州政府机关公务用车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根据问题的成因对广州未来的公车改革提出建议及对策。当前广州政府机关单位中存在着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等浪费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且政府购置公车情况不公开,所以公车制度改革是务必执行而且需要谨慎地探讨一个健全的公车使用制度。我国公车制度改革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改革空间仍然非常大,关键在于公车使用缺乏完善的监督系统、公车使用制度不规范、有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上存在不正确的观念等。广州政府在2011年两会上再次提出公车改革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并在两会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对策能使公车制度趋向更规范、更公开、更公正的新台阶,使政府工作开展得深得民心。

关键词:公车制度  改革  对策  监督



一、广州公车改革的基本现状
(一)中国公车改革的历程
1.公车改革的必要性
公务用车的使用和配备,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深入基层和群众,利用其高速、快捷的功能,使得办公效率得到提高,从而达到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车制度渐渐的变了味,现行的公车使用严重混淆了公务消费与私人消费的界限,行政运作成本居高不下。曾有调查显示,某些地方的公车已被“三分天下”:办公用、领导干部私用、司机私用各占去了三分之一。尤其是公车私用,已成为难以遏制的“顽症”;而公务员用车的超标配车,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歪风邪气。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现在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资高达3000亿元以上,远远超过每年财政支出中教育费与卫生费的总和,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4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2009年全国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一举突破700亿元。由此可见,公车改革说到底还是利益因素阻挠。公车改革喊了将近二十年,却一直挂“空挡”,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起步,超编配车、公车私用、车轮腐败等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公务用车的高额支出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公车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所以说,公车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且公车制度如果不实施有效的改革,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越益加重;另外,公车制度缺乏严厉监管会造成公车使用不规范的现象出现,从而造成政府资源浪费;现行的公车制度由于不规范,造成公车私用、滥用现象普遍,从而亦造成一些公务人员出现腐败的思想观念,不利于政府形成廉政的氛围,亦会影响政府的形象。
2.公车改革的三个阶段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之后的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而在2004年国管局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中,仍沿用了当初“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标准。从过往的改革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政府在公车制度改革上是有决心的,因为每个阶段均会不断加大限制公务车配备的排气量、价格范围,但是改革的决心仍不够狠。公车改革已高喊了近20年,回顾公车改革的历程,各地方均有不同方式的公车改革试点措施,但成效总是久而久之就经不起考验。公车制度究竟该如何改革,成为政府工作探讨的重点之一。
(二)广州公车改革
1.公车私用拟像打的士般收费
[1]据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表示,按照初步设想,广州市将严禁周末使用公车,如果公务员周末使用公车,公车监管系统将发出警报。如果公车私用就要经批准后收取相应费用。而且收费不是随随便便象征性收费,而是要把公车使用产生的汽油费、管理费、折旧费、保险费等统统算进去,费用由财政局收取,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费用将作为公车折旧等补偿。根据黄埔区等试点单位的初步测算,费用将在1.5~1.7元/公里之间。对于全市公车,市纪委监察局将建立定期公开公车运行情况制度。公示的内容包括里程、油耗、未表明身份用车、因私借用公车等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是谁在公车私用。公车私用的一般是领导干部、干部家属和司机。真正做具体工作的基层公务员除非公务申请派车外,非公务时间和非公务工作恐怕很难分得一杯羹。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公车私用收费,由谁来审批,谁来核算行车里程,谁来收费,如私用未交费由谁来处罚等作出规定,这些都是实行公车拟用像打的士般收费这一措施顺利开展的关键。这一做法在好的方面看来的确能使公车私用的人群多了一个合法使用公车的途径,也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车私用所造成的国有财产流失,但这一做法只能针对自觉性较高的人群。对于一些长期缺乏正确思想观念的公车私用者,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公车出租”制度和成立一个独立的“公车出租”监督管理部门来实施公车出租的审批、核算、收费等过程。
2.公车拟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车载终端系统
   [2]在2011年中共广州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开出了一剂治理公务用车的药方:从今年春节开始,广州将逐步推行公车装载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车载终端系统。去年底,广州已率先在黄埔区、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三个单位试点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身份识别等科技手段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进行实时全程监控,黄埔区428辆公务用车都安装了GPS+RFID车载电子监控系统。一年来,黄埔区的试点较好地解决了公车私用的问题,公务用车费用也节约了24%。
这一措施能掌握到车在哪里、车的行驶轨迹,除了GPS装置,每辆公务车上还安装有RFID射频识别终端,谁在用车也一目了然,对公车私用者能起到较大的震慑力。公务员的工作证被植入一块RFID芯片,芯片上记录着该公务员的姓名、工号和工作部门。当该公务员要使用公车时,在终端器上刷一下工作证,信息便立刻上传到监控中心的平台,若没有刷卡就出车,监控平台会自动报警,从而使监管部门能有效及时地记录公车的使用情况。实行这一措施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监管部门一定要从严去监督公车的使用情况,并及时向纪委、公众公布公车的使用情况,要使这一公车改革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来减轻公车私用所造成的国家资源浪费,否则就会使公车加装GPS等高科技系统的成本成为政府财政的又一负担。
3.建立一个公车违规使用的惩罚机制
政府机关公车,用途只能是公用,如果公车私用,那就是贪污,必须接受刑事处罚,要让公车回归姓“公”,就必须要用刑事手段来严厉惩处。例如,该惩罚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一旦发现公车私用的情况下,就必须开除公职。唯有建立一个严厉的惩罚机制,才能使公务人员重视问题,并遵守公车使用的规定。
同时,这个拥有惩罚权力的机关,政府必须赋予其相对的权力,否则会出现其不敢对领导开罚单的情况出现。
4.广州公车改革的可取之处
公车私用拟像的士般收费、公车拟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车载终端系统、建立公车违规使用的惩罚机制,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可规范公车制度,弥补以往公车制度缺乏监管之处。公车私用拟像的士般收费,可以有效避免了以往公车私用情况是所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财政负担等问题,使公车制度更规范。而加装GPS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则有效的对公车使用者、使用时间达到目的性管理,能有效地使政府掌握到违规使用公车者的情况并对其实施该有的惩罚措施。
二、广州公车改革的不足及成因分析
(一)广州公车改革的不足之处
1.只在管理上进行改革
公车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措施的落实,而只在管理上进行的改革,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公车数量。 [3]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茅铭晨说,以往群众对公车使用管理的主要意见包括:第一,公车配置过多,档次过高,还要养一大批专职司机,不符合效率原则,耗费了太多的国家财政;第二,公车数量过多、档次过高,容易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感,滋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公车私用现象比较普遍,公共财政为个人消费埋单,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破坏了党纪政纪;第四,过多的公务用车的存在,加剧了道路拥挤、停车位拥挤的矛盾。这几个方面,正是公车改革着力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落实好改革的措施,想法设法地提出一些能有效控制公车数量、公车使用的具体方法。
2.GPS跟踪系统缺乏相对应的监控工作人员
在公车上加装GPS跟踪系统是为了能更好地掌握公车使用的情况,如使用者、使用时间等,但政府没有明确规定是由谁来监控、检查公车使用的GPS反馈信息。因为公车使用者一般都是有一定权位的领导人员,而即使是根据GPS显示出有违规使用公车的情况出现,也没有一个被赋予权力去监控的工作人员去检查其违规使用的情况,那就达不到在公车上加装GPS跟踪系统的预期目标了。
3.公车私用拟收费使市民的权利待遇存在不公平
公车私用实行收费,就等于将公车私用合法化,即使公车私用实行收费能有效减少财政负担,但由于公车的成本巨大,将公车私用合法化,会导致公车不能减少甚至会增加的情况。目前广州政府乃至全国,在公车的购置情况上依然不清晰、不公开。据统计,一辆公务车的年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可达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万元,地方公车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6%至12%之间,有的地方甚至更高。
更重要的是,公车私用实行收费的对象是否只限定于公务车使用者呢?如果将公车私用实行收费,那么市民也应享受同等的待遇,但相对应也会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影响。
(二)广州公车改革不足之处的成因分析
1. 政府机关单位公车使用制度不规范
   公务用车发展到现在这个现状,除了在我们领导干部队伍里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作怪以外,还有我们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我们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以领导为中心,领导的需要就是最大的需要。而恰恰忽视了以工作需要为中心这个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我们的公车使用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完善,才使得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公车使用上钻了大空子,造成了现在这种既定的事实。
改革需要规范程序,需要在阳光下进行,才能保证改革公正、公平。现在的公车改革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自己制订规则、自己执行、自己解释。公车改革不透明化的话难以服众而且也不利于改革经验的推广传授,例如一些单位搞公车改革,关起门来自行出台办法,不经过科学、合理的论证,不征求、不听取群众意见。[4]以广州市天河区实施车改为例,广州市天河区从2001年开始即率先在全市试行车改,但车改方案一直未向外界公开,7月18日,天河区22条街道的43辆公务车在猎德路一汽车城内进行大拍卖,43辆车顺利“出阁”。应该说这是天河区公车改革的实质性步伐,但正在这时,改革受到了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的质疑。原因是,其改革方案一直没有向外界公开,包括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也不知情。既不向人大汇报,也不交政协讨论,更不向社会公开,这种关着门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行政作风,已经落后于时代,不利于公车改革的推行。  
    2.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上错误的观念
因为现在公车的性能与过去不同了,它不但有使用功能,而且还有面子的功能,同时还是领导干部的职位象征。目前我国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既职务越高,所座小轿车的造价就越高,排气量也就越大。老百姓一看轿车,就能知道来了多大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公车改革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是一场“革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它改掉的不仅仅是拍卖公车和发公务交通补贴几个钱的问题,而是要改掉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对公车改革态度不紧张,或者千方百计阻挠和反对公车改革就毫不奇怪了。
3.社会舆论的因素
车改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支持,需要“自下而上”的动力, 因此,过去的政府车改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面对真正“动真格”的车改措施,社会舆论应给予适当的支持,而不是一味地质疑、批评甚至冷嘲热讽。因为奢求车改一步到位,是不符合现实国情的。真正愿意“动真格”去实行车改的地方政府,在明明得知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却仍没能赢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会使地方政府提不起劲去实行;而力推车改的部门,也会觉得吃力不讨好,从而失去坚持、深化车改的动力。如果社会舆论着眼于现实,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情况也许会不同:力推车改的有关部门会坚定信心,进一步完善车改;而抵触车改的官员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会有所忌惮,从而接受车改。如此,“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贯通,车改才有望不断前进。
4.监督机关监管效力不足
当前政府的行政监督体系已较多元化发展,但并未形成明确的核心,各种监督机构不能组成整体,内外监督各不相属,国家、社会监督相脱节,监督合力较弱,“漏监”、“虚监”、“难监”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造成公车使用缺乏有效力的监管。
中国对公车改革的呼吁与尝试,断断续续将近20年。这20年来,公车滥用现象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各单位的自订方案都不会向自身利益开刀,因此很难做到药到病除。而又没有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部门去监管,公车滥用现象便自然得不到遏制,所以说,公车改革的成败毫无疑问关键在于对权力的监督,设置监督部门也是应有之义。[5]在2010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中称我国公车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其次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这一切均源于监管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公车改革的重中之重应在于建立能够发挥效用的并且强有力的监管制度。任何制度缺少了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就失去了正常运转的框架支撑,也就起不到维护稳定的作用。
三、借鉴国内外城市的做法来提出建议及对策
其实,公车改革,并不仅仅是节省财政开支。因为公车浪费的实质,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个权力问题,所以,改革首要解决的,是规范和约束官员手中一些不合理的权力。而对权力的制约,显然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纵观一些国家在配备公车的导向上,都坚持了“一要方便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尽量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原则,并以此作出各项具体规定。看看国外对公务车管理的经验,[6]早先的韩国也有着与中国公车为患类似的情况。曾经1000多万人口的韩国首尔,市政府连各课室(处级)都配备公车。为解决“行车难和停车难”问题,市政府以身作则,下决心进行公车改革,公车数量减少到47辆,其中给行政长官配备的“官车”仅有4辆:市长1辆,3位副市长各一辆。在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市政府并登记就位,绝不许任何人私用。如果没有紧要公务的话,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班。无独有偶,在芬兰,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配备固定车辆和司机,在赫尔辛基市政府,只有市长一人享有这一待遇。相比现在一些地方推行的纷繁复杂的货币化车改方案,这些政策显得简单易行得多,而这些政策的方向无一不是以制约权力来减少公车的使用,并最大程度发挥民众的监督和参与功能。正因此,意大利锡耶纳市市长布赞卡,因为用公车到码头接了一趟妻子,而被判刑半年。
公车改革必然是朝着以将公务用车量消减至零为最终目标的方向而行,但在广州政府乃至全国而言,公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应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行公车改革。[7]严格公车编制和配置标准;对公务用车,应实行集中车管,人车分离,专人保养。并在每辆公车上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和安装行驶记录卡,以便于对公车运行状况进行随时调度和监控;实行公车使用登记制度,用车必须履行审批手续,公车出行要登记时间、事由、目的地、里程,公车用后一律入库,并定期向公众公布用车记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将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纳入到纪检监察工作的范围,提高公车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
另外,国外很多国家的公车消费不仅实行层次分明的责任制,而且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违反预算,就是违法的行为。比较之下,如果我国也能够建立如此严格的公车消费预算制度,建立一个类似的责任链条,那么,现有公车制度的诸多弊端实际上就可相对减少和避免。
四、完善广州公车改革的对策
(一)完善并规范公车的使用制度
只有完善并规范公车的使用制度,才能让公车改革得到实质意义上的推行,例如从规范公车的购置情况、公车的使用者权限、公车的使用时间规定、公车的归还制度、公车的行使轨迹跟踪等使用条件来制定相应的公车制度。公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公车消费受到从财政管理部门到预算立法部门的严格限制,从源头上遏制住一些部门违法使用公车的行为。这需要一定时间,需要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只有政府部门里建立起高度的财政约束机制,控制财政不必要的支出,并将车改有机地融入到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中,才能将车改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车改的实施是否规范、合法,不仅仅是公车改革能否改好的关键,更是我们改革能否健康的发展下去的关键。为了使“车改”工作不但在内容上更加完善,而且在程序上更加合法, “车改”方案应经过党委、政府讨论通过后,以政府的名义,公布到社会,请广大民众评议,再提请当地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后才正式实施。制度改革的制定靠政府,但制度的实施可行性需收集社会舆论及广大民众的意见才能更好的推动公车改革。
又例如我们广州市政府将在6月份推行公车周末使用拟像打的士般收费,这项措施的执行前必须建立一个完善规范的使用制度,而且需从多方调查、验证来制定出收费标准的方案。对于怎么收费、收费多少、由谁来收费、由谁来监管等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清晰明确地列入公车周末私用的使用制度方案当中。又例如广州政府拟推行在公车上装载GPS卫星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对于这一项措施,必须相应的推行一个规范的制度,例如必须规定由哪个部门负责记录跟踪公务车的行使轨迹和该行使轨迹所对应的身份使用者,必须规定由哪个部门负责审核这些跟踪记录是否属于规定内的公车使用范围,必须规定由哪个部门负责对违规使用公务车的使用者进行警告并宣传教育或作出相应的处罚。
除了集思广益来制定公车使用制度外,对于违规使用公车的惩罚力度的落实也应从严执行,否则只有执行,没有惩罚,也很难从根源上遏制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的现象。在国外,[8]美国惩罚公车私用的措施包括取消其使用公务车的权利甚至开除公职;意大利墨西拿市市长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旅行,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告上法庭,被判处6个月监禁;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度假时,其黑色奔驰座驾不慎被盗,因此被指涉嫌公车私用,招致公众热议,不得不辞职。在这么严厉的处罚下,外国很多官员都不敢公车私用。因此,只有将公车使用的制度与违规使用公车的惩罚制度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当前公车私用的现象,才能使政府工作更深得民心,才能使人民心中对政府工作和公务人员有良好的信心。
(二)建立一个公车使用的专项监督机构
当前政府公车私用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公车使用过程中缺乏监督。多项事实证明,依靠自觉是不行的,依靠群众监督也是缺乏力量的,要做好监督,那就必须有一个有能力和公车使用者对抗的,而且立场不同的机构来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应在不断完善现有的监督体系上,再独立设置一个公车使用的专项监督机构,而且赋予这个专项监督机构一定的权利。
首先,必须完善公车使用的内部监督体系。[9]行政管理内部监督,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对一般行政管理机关以及行政部门对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建立的检查、督促等自我约束、制衡等自体监督体系。由于内部监督体系存在着上下级的关系,完善内部监督体系可使监督部门能在最及时而且有效地发现并处理公车违规使用的行为。而且在行政监督实践中,内部监督机构通常很难避免或消除偏袒的可能性,所以在完善内部监督机构中,应附带建立一个监督奖惩制度,以鼓励监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防止监督工作人员在监督公车使用上出现偏袒的行为。
其次,完善公车使用的外部监督体系。尤其是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是最具权威以及享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应加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罢免权等监督权的落实,提高制约和监督力度。
另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在日常工作中的公务用车,进行严格的监管力度,定期、不定期地明察暗访,对不良行为,要严格查处。
(三)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10]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新闻媒体业的兴起,新闻媒体对行政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行为的监督正日益扩大。近些年来,许多违法、违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的。新闻媒体通过公正、客观、负有责任心的舆论监督,对揭示行政管理工作的失误,纠举公务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评价公共决策,增强行政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起到无法替代和积极的监督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对遏制公车私用的现象有很好的作用。舆论监督有其时效性强,辐射面广,透明度高,威慑力大的作用力量,让政府公车使用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有其正面的影响力,例如可在公车上统一贴标识,让社会舆论群体可以随时对公车实行监督。又例如广州政府拟在今年6月推行在公车上装载GPS卫星系统,政府应定期向公众公开GPS跟踪系统的记录情况,接受社会舆论对其实行监督。
    公车改革,应从公开车辆购置情况开始,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深入公车改革需公开数量和费用,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先从公开车辆数量和支出费用开始,到后期的公开车辆使用情况,每一个流程均应公开让社会舆论去监督,才能有效真正地开展公车改革。
(四)树立政府工作人员正确的思想观念
公车改革也是一次观念的革命。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官轿”思想特别严重,轿车成了身份、尊严和权威的象征;建国以来,中国实行的公车制度有其历史原因,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改革现形公车制度,就必须把为思想落实到行动上,领导干部能够切实放下架子,让坐公交车或骑车上班成为时尚,成为一道廉政建设的风景,这样做可谓一石三鸟,既可以让领导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又能进一步融洽“官”民鱼水关系,又可以树立政府的亲民、为民形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车改革之所以在我国既势在必行却又同时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其中的原委确实是多样而又复杂的。首先就是来自思想观念的障碍。我国是一个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历史悠长、影响严重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很多人即使享受货币补贴,经济上更为合算,却也不愿放弃公车;其次是那些现有公车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我国公车之所以要改革,主要在于原先的制度资源消耗性太大,需要从中间压缩空间、释放能量。所以实行公车改革,首要就是要树立政府工作人员正确的思想观念,他们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制定一套政府公务车规范的使用制度;他们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政府公务车私用、公务车滥用的现象;他们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政府与社会媒体舆论之间相互良好的监督氛围。
实际上,在一个有着悠久官本位思想传统的国家,如果不建立和倡导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如果不对原有的特权思想进行冲击和洗礼,只怕任何改革都难以真正体现其原来宗旨,都难以真正实行。而这就不仅需要加紧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更需要各级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带头营建新的政治文明氛围。实际上,如果各级官员都能够主动放弃专车,能够常态性地和民众一起坐公交车、打的上下班,那么,我国的公车改革必然能够从根本上真正找到顺利实施和推广的政治理念土壤。

结语:我国公车改革已断断续续多年了,仍成效不大,造成政府财政负担大、资源浪费等问题。公车改革最为根本的,是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系统、配套性改革,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一套长效机制并确保落实;而且需要尽快把公车消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统一管理;建立一个完善的公车使用监督网络;并且树立公务人员正确的思想观念。实行公车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人大政协报道组:《公车私用拟收1.5~1.7元/公里》,《广州日报》,2011年2月23日(A4版)
[2] 杨明:《市管干部公车节后开始装GPS》,《广州日报》,2011年1月26日(A3版)
[3] 人民网记者翁迪凯:《杭州公车改革引发热议 能否遏制“车轮腐败”?》,2009年7月3日,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07021/9589100.html
[4] 中审网:《天河车改掀起你的盖头来 委员代表敦促方案公开》,2004年7月30日,http://www.iaudit.cn/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4572
[5] 邓杭:《我国拟启动公车改革 民革建议厅局级以下取消专车》,《京华时报》,2010年11月22日
[6]刘阳:《减少公车要向韩国学习 首尔市政府公车仅47辆》,《市场报》,2006年1月22日(第08版)
[7]李欣欣:《中国公车制度改革探索面临七大问题 尚属起步阶段》,2010年1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1-11/2065065.shtml
[8]江苏建湖:《公车改革缺的是落实》,2010年11月23日,http://news.163.com/10/1123/06/6M5G811R00014AED.html
[9]夏书章:《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367页
[10]夏书章:《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