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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氏家族发展的起伏可以说与梁氏家族的发展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梁氏家族发展的起伏可以说与梁氏家族的发展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其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东汉政局的发展。接下来就以分析梁氏家族的发展特点，从而来分析它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外戚家族的兴起往往依靠的皇权，所以在政治斗争当中，有的家族崛起同时就有的家族衰落。即使像马氏和窦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也是如此。所以说往往是那些官僚化的豪族才能在东汉的豪族势力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尤其是那些靠儒学传承世代为官的豪门贵族。 明帝时期的四大家族，他们分别是南阳樊氏、真定郭氏、新野阴氏和扶风马氏，他们被称为“四姓小侯”，其都在朝廷身居要职，并且通过军功和政治联姻等其他方式崛起，他们不仅迅速在东汉统治集团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后代也获得了入仕的独特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姓”政治优势地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四姓”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政治手段和保障。这一特点在扶风马氏上得到了印证。马援，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其少时师从名儒满昌，学习《齐诗》。他的《武溪深行》和家书《诫兄子严敦书》都表现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明德马皇后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精通《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礼仪修备。马严，少时师从名儒杨太伯，几个儿子也被他培养成优秀的儒学家，马融、马续最为出名。马融族孙马日磾在献帝时官至太傅，马氏重视儒学的家族传统得以延续。 马氏家族算得上“累世经学”之经学世家。通常这样的家族可以通过“明经取士”达到“累世做官”。从而累世经学之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转化成“累世官宦”之家，甚至达到“累世公卿”。可以说“累世公卿”产生于“累世经学”，纵观东汉“累世公卿”的贵族，多出自这种保持经学传统的“累世经学”之家。例如弘农杨氏、沛郡桓氏、颍川荀氏、汝南袁氏等，其家族的发展都是依靠传承经学。以东汉桓氏为例，明帝到桓帝时期，桓氏四代为六帝经师，名声显赫。杨氏、袁氏，累世宰相，前后“四世太尉”、“四世五公”，同样是以经学世家过渡为累世公卿的典范。 相比之下梁氏的发展，经学传承却没有得到延续。梁统，以通晓法律著称。梁松，擅长的主要是法令、礼仪而并非经学。梁松这一支皆是如此。梁竦时期情况有改善。梁竦，擅长诗赋，专研典籍，这一时期算是梁氏儒学修养的顶峰时期。由于明帝之后“四姓小侯学”等官学兴盛，梁商少通经传在诗赋上也有一定的造诣。从梁竦到梁商，梁氏家族是重视儒学修养的。可惜在梁商之后，便已将开始忽视儒学。梁冀少时不学无术，“口吟舌言，裁能书计”，[31]更加忽视经学。至于日后他巧取豪夺、滥用职权，更加突显了豪门纨绔子弟门风不正的特点。梁冀的儿子梁胤，又名梁胡狗，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其品行恶劣。自梁松时期起梁氏成为外戚家族后，梁氏家族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梁冀当权的时期 梁氏家族发展达到巅峰却忽视对经学的培养，缺乏远见，没能转化为文化士族。梁氏家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迅速消失于东汉政治舞台。 梁氏家族为刘秀一统西北，建立东汉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梁氏家族从梁统时期开始崛起，梁统也因为为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立有大功成为“三百六十五功臣之一”，可以说梁统在刘秀统一之时就归顺刘秀也为东汉的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梁氏也因此得到了刘秀的重用。梁统不仅在刘秀建国之初对其一统天下做出了贡献，同时在东汉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建立了律法律令，梁统的建议上书在《后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虽然他的建议最终没有得到三公以及光武帝的支持，但是他严刑峻法的思想还是对于东汉政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商为一代贤辅，治国有方。梁商以帝戚身份位至大将军，梁商以大将军身份辅政时，为削弱宦官专权势力，他起用陈龟为椽属，并任命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当时东汉政局较为稳定，他救助贫苦百姓，并约束族人安分守法，所以世人评价“于是京师翁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每有饥谨，辄载租谷于城门，贩与贫馁，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梁商虽然身居大将军这一高职，但其为人谦逊和善，并且善于选贤任能，唯才是举。永和四年，梁商受到宦官及部分大臣的诬陷，其诬陷梁商谋反，但顺帝信任梁商，最终事情水落石出，而梁商却向顺帝建议赦免从犯，仅处罚首犯。 梁商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其反对发动大规模战争，缓和民族矛盾。东汉政府在南匈奴归附后，为协助朝廷防御北匈奴，在北地，朔方等地分置诸部。永和五年，由于南匈奴左部叛变，攻掠西河之地。五原太守陈龟准备将单于亲属迁入内地，而这件事使己然归附的南匈奴对东汉产生了疑虑，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梁商从而提出“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32]的建议。东汉政府也采取了梁商的建议，采用其优待抚慰政策，效果显著。进一步缓和了民族矛盾。 梁商虽然身为豪族，但其崇尚薄葬。永和六年，临终前嘱咐其子梁冀“气绝之后，载至家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己开家，家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孝子善述父老，不宜违我言也”。[33]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东汉的豪门贵族皆崇尚奢侈，而梁商手握重权却殡葬从俭，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但他的两个儿子梁冀和梁不疑却未能如此，他们依仗地位尊贵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最终身败名裂。 而从梁冀开始，其家族的专横跋扈，专权擅政，结党营私、穷奢极欲，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洛阳令吕放以前为梁商僚属，由于吕放梁商面前说起恶行，遭到了梁冀的忌恨，遂遣人将其刺杀“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34]从这也可以看出梁冀的专横跋扈和穷凶极欲。永和六年，梁冀为大将军，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光禄大夫张纲勃奏:“专肆贪叨，纵悠无极。”[35]梁冀也因此记恨张纲，任张纲为广陵太守。永嘉元年，汉冲帝驾崩，八岁的质帝即位。质帝称梁冀为“跋扈将军”，便被毒死，从这也可以看出在此时梁氏已经权势遮天，凌驾于皇权之上。太尉李固等在帝位问题上触犯了梁冀，遂被诬陷，下狱而死。梁冀也因此夺得太尉兵权。梁冀后扶立桓帝，桓帝年少且昏庸无能，其大肆干政，决定朝廷大小事务。此时梁氏是东汉最大的外戚家族，权势威震朝野。“时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36]东汉此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此时梁太后任李固为太尉，唯才是举，崇尚节俭，才勉强维持了东汉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梁太后的临朝，又为梁冀带来了机会。梁冀结党营私，大肆提拔亲信。 延熹二年，因梁太后、梁皇后相继过世，失去了依靠的梁冀为排除异己，铲除政敌，巩固权势，统治残暴。梁冀杀害了辽东太守侯猛，只因其在做官时没有拜见梁冀。郎中袁著上奏指出“若不抑损权盛，将无以全其身矣’提出遏制梁氏专权维护皇权，梁冀得知后下令逮捕袁著。袁著改变姓名，假装病死都未逃脱被杀害的命运，其好友郝洁、胡武等也因此而被杀害。为了巩固权势其手段残忍，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以梁冀为代表的豪门外戚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东汉的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梁氏家族除了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梁氏占据河西走廊，对当地的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除了梁氏及其官兵享受消费的税收收入外，梁统还利用其中一些税收向东汉朝廷进贡。归顺刘秀后，梁腾为酒泉典农都尉，梁家又压榨屯田士卒。 除了皇帝赏赐的钱财之外，梁氏家族还采取其他手段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例如，孙奋家中财产雄厚，梁冀觊觎其财产，诬陷孙奋“盗白珠十斗，紫金千斤以叛”，孙奋因此下狱而死，“资财亿七千余万”。梁氏家族的横征暴敛数不胜数，当梁冀被诛杀之时，其贮藏财富“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37] 梁冀与其妻孙寿穷极奢侈，拓建林苑，方圆近千里。其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荣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数，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梁冀的奢侈导致了东汉时期的铺张浪费、受贿和贩官卖爵等不良风气的蔓延。在梁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东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使东汉王朝迅速灭亡。 梁氏除了对东汉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其对中国文学、书法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梁竦和梁鹄就是典型的代表，其对中国汉字由隶到楷的演变起了重要作用。梁竦自幼好读经书，汉明帝时期，因受梁松一案牵连，因感慨自己的遭遇，，挥笔写下了《悼骚赋》，从而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和抑郁难平的苦闷心境。明帝后期，梁竦回到故乡安定郡。他闭门自养，终日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也对此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梁谏对朝政混乱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梁鹄，字孟皇，举孝廉入京，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光和元年，东汉“始置鸿都门学生”。梁鹄师从著名书法家师宜官。师宜官酒后挥毫之时狂放不羁，多书于墙壁之上。梁鹄总是抓住其酒后挥毫的机会学习其书法，“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反复研习。梁鹄也因此在书法方面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其以善于书写八分书而知名。与其师师宜官相比，其师擅长小字，梁鹄擅长大字，史称梁鹄字“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结 语 纵观“安定梁氏”数代，其功过早有论断。范晔在《后汉书 梁统列传》结尾评价：“河西佐汉，统亦定算。褒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梁氏家族在梁统时期崛起、梁松时兴盛、梁竦时中衰、梁商时再兴、梁冀时消亡，范晔对梁氏的评论，可谓是十分准确。梁统为刘秀统一河西地区贡献突出，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后，梁氏家族通过与皇族联姻而迅速崛起，权势扩大，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由于梁氏与其他外戚集团以及宦官集团的矛盾斗争，使梁氏出现了兴衰起伏的发展历程。梁商时期掌控东汉朝政，梁氏专权形成，梁商为一代贤辅，秉公办事，在这一时期梁氏对东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梁冀专权，家族显赫无比，成为东汉第一外戚家族。而梁冀当权时期专横暴虐、残害忠良、大肆受贿、巧取豪夺、霸占农民土地、广修私人庄园、奢靡之风盛行，其所作所为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容置疑的是在东汉时期，“家天下”的封建体制占据主要地位，外戚也往往凭借着与皇族的联姻关系而一步登天，他们往往有高于法律之上的皇权保护，甚至亲手操纵朝政，这其中还掺杂着一些不学无术，为非作歹之人，他们贪婪成性，祸国殃民。他们总是凭借自己强大的权势危害社会的发展。和帝时的窦宪、安帝时的邓骘、顺帝时的阎显，到桓帝时的梁冀，东汉时期的外戚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外戚专权带来了宦官势力的兴起，年幼的皇帝外戚势力不得不依靠于宦官，从而外戚与宦官之间斗争频繁。这两者成为东汉中后期历史上的两股主要的政治势力，其此消彼长愈演愈烈。外戚与宦官势力的不断斗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加快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
